周总理书法：人格魅力下的翰墨气象

周恩来总理致宋庆龄书（1949年6月21日）

    周恩来（1898.3.5-1976.1.8），字翔宇，曾用名伍豪等，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江苏淮安。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。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，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。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、崇高品德、光辉人格，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。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、至高至圣、大智大勇、鞠躬尽瘁。他出身名门，却是苦难童年；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，求索救国救民真理；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，实施战略大转移，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；处置西安事变“逼蒋抗日”，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，艰难推进民主进程；开国前夜，秉笔起草《共同纲领》，筹备开国大典，组建政务院，运筹抗美援朝，编制“一五”计划；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，打开外交局面，实现中法、中日、中美建交；“文革”中苦撑危局，殚精竭虑保护干部，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，果断处置林彪事件；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，同江青一伙较量，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……

周总理在写书法

    对于周恩来的书法，十分眼熟。如“参考消息”、“人民邮政”、“中国民航”、“人民英雄纪念碑”的碑文。因为常见，往往没有与“书法艺术”连在一起，只感到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就象阳光和春雨，只要出太阳了，就要将光辉洒满大地，只要春雨到了，必将滋润万物，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。

    其实，周恩来书法最迷人的地方，就是自然天趣。这是他的人格和才情的流露。书法写到这个份上，已经突破了“技法”而入“道”了。不信你看他的书法，非楷非行非草，亦楷亦行亦草，完全是自家的书风，是心灵的迹象。

    周恩来书法的特点，是姿态优美，骨力内涵。他的书法如同一个英俊少年在舞剑，刚柔相济，俊拔而又沉稳。一如他为人处事的风格，优美而稳健。

    周恩来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。在那饱经内忧外患、苦难深重的年代，他还是坚信中华民族必能崛起于世界。

    在介绍周恩来的文章里，鲜有提及周恩来的书法，而将周恩来的书法从艺术角度加以介绍、研究，目前更是少见。也许他的书法在他赫赫功勋之中实为不显，在介绍时往往被忽略，一如鲁迅的书法被文所掩一样，周总理的书法被卓著的政绩所掩。而事实是，周恩来那沉着凝重、雄俊伟茂的行书与毛泽东潇洒险峻、奇逸开张的草书，堪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书法艺术中的两枝奇葩！

    如1917年，在他东渡日本前夕为同学题写了“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”，落款为“弟翔宇临别预言”。从这题词中即可看出一个19岁青年的鸿鹄之志。整幅字的章法，前疏后密，错落有致。尤其是启首的“愿”字，比其余的字大一倍多，这是独具匠心的，此“愿”既是周总理的心愿，也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心愿。再如1939年，他题写了“冲过钱塘江，收复杭嘉湖！”极好地鼓舞了浙江人民的抗日斗志。这幅题字，字字顾盼呼应，虽笔断而意连，点画沉着，笔力遒劲。

    书为心画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书家的思想感情必将融于其作品中。如1941年他为皖南事变的题词就体现了他痛恨国民党“同室操戈”的激愤心情。这幅题字的用笔艰涩，结构险绝，章法跌宕，深含悲壮之情。

    周恩来的书法以行书、行草居多，偶有楷书、草书。如1941年致张冲信即是楷书，字形多偏长，与他的行书一致。信中之字结构严谨，以楷法为之，用笔以行书为之，静中有动，动中寓静，清新爽朗，赏心悦目。草书如1943年致艾青信，信中字著纸不刻，轻转重按，一气呵成；或伸或缩，或浓或淡，或正或欹，章法似乱石铺街，若飞花散雪，道法自然。

    周恩来的书法，用笔多中锋内裹，结构严谨自然，受魏碑影响颇深，兼涉“二五”。到晚年，他的书法用笔老辣苍劲，入木三分，章法错落有致，不拘古法，其功力已达炉火纯青之境。我们可以从他1958年书行草《录太白诗》、1963年为“学习雷锋”的题词，以及为中国民航、中国税务、《共产党员》杂志等题字中看出端倪。

周恩来书法浅析

    纵观周恩来的书法，从发展历程看，他经过了学子书法探索时期、中年的书风形成时期、晚年的书法造极时期。从各个时期看，周恩来的书法艺术，具备了如下特点：学子时期（青年）的刚俊挺健、秀外慧中；形成时期（中年）的藏而不露、浑朴凝重；造极时期（晚年）的敛放自如、雄俊伟茂，神完气足。

    周恩来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，“为中华之崛起”而发愤读书。在那饱经内忧外患、苦难深重的年代，他还是抱着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，坚信中华民族必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。如1917年他在东渡日本前夕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“愿相会与中华腾飞世界时”，落款为：“弟翔宇临别预言”。从这题词中可以看出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的鸿鹄之志。整幅字的章法前疏后密、错落有致。尤其是启首的“愿”字，比其余的字大一倍以上，笔者认为，这是独具匠心的。此愿既是周恩来的心愿，也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。这幅字用笔娴熟，点画挺拔劲健，结构章法疏处可以“走马”，密处不可“容针”，其形俊秀飘逸。看来，此时周恩来的书法受“二王”、“颜柳”书法的影响颇深。

    由于年代久远，又历经战乱，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墨迹流传甚少，最具代表性的是1919年3月为章鸿诰书其19岁东渡时作的七绝诗一首：“大江歌罢掉头东，邃密群科济世穷。面壁十年图破壁，难酬蹈海亦英雄。”此作融诗的磅礴与书的雄浑于一体，相得益彰，气岁度非凡。此作品为行书，尤其是裹锋用笔，浓墨重蘸，写来却无拘无束起伏跌宕，浓、淡、枯、润之墨韵跃然纸上，变化生姿。其字型多处趋长，而点画简略有意犹未尽之感，给人以想象空间。此时的周恩来，虽年过弱冠，但其书法的风格已经为中年的“书风形成”作了坚实的铺垫。

    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前期，周恩来的书法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。这同历代书家多至中晚期的方达到艺术高峰相合。因为真正的书法家是要一定的年岁、阅历和内涵的，这与音乐、文学不同。这段时期留下的墨迹相对较多，有题词、诗文、信札等。领袖的题词首先是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。但如果书法效果好，对读者来说，在感到赏心悦目的同时，更会受到极大的鼓舞。这是一般的书家作品所不能及的。如1939年3月，周恩来题写的“冲过钱塘江，收复杭嘉湖！”极好地鼓舞了浙江人民的抗日斗志。此幅题字字字顾盼呼应，虽笔断而意连，点画沉着，笔力精绝。这一时期的周恩来书法已经形成自己藏而不露、雄俊伟茂的风格。最具代表性的是1941年1月为皖南事变的题诗：“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；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！？”我们在惊叹周恩来文采斐然的同时，更看到了他痛恨国民党“同室操戈”的激愤心情。书为心画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书法家的思想感情必将融入于其作品中。如颜真卿的《祭侄稿》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就体现了他们的悲怆和愤慨。这幅字的用笔是艰涩的，结字是险绝的，章法之破规除习的，以及书者的悲壮之情均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的体现。

    周恩来的书法以行书、行草居多，偶尔有楷书、草书。如1941年5月致张冲信，即是楷书。字形多呈纵长方形，与他的行书一致。信中之字结构严谨，并且结字以楷法，用笔以行书为之，笔力遒劲，静中有动，动中寓静，有清新爽朗的艺术效果。草书，如1943年10月致艾青信，通篇著字不刻，轻转重按，一气呵成。其势若行云流水，或伸或缩，或正或欹，用笔浓淡枯湿相间，变化自然，章法似乱石铺阶，若飞花散雪，颇得晋草之神韵。另外如1948年5月致毛泽东之信，1949年6月致床庆龄信，以及为建国一周年题词等，其法度均已达炉火纯青之境。这一时期，周恩来的书法多呈不温不火的平和姿态，静态之中不觉隐含禅意。如其所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，用笔练静，结体深含，布置大度，章法明晰清寂，读之使人有肃然缅怀之想。

    周恩来中年时期的已臻佳境的书法，已经为晚年的书风奏了前曲。五十年代以后进一步深化，更入妙境。从他1958年3月书就的行草《录太白诗》，1963年3月为学习雷锋的题词，1965年11月书的《录王杰诗》以及为中国民航、中国税务、中国海关、《共产党员》杂志等题字中，可以看出，这一时期周恩来的书法用笔更加老辣、苍劲，入木三分；章法错落有致，不拘一格。并多了一些空灵和飘逸，正如古人所说的“人书俱老”、“出神入化”之境，这可以从于右任、沙孟海诸公晚年的书风中看出端倪。

    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，不可能日日临池，其书也不可能完美无缺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周总理是酷爱书法的，并且能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。如1973年10月的一天，周总理陪同外宾到洛阳龙门石窟参观。他在宾阳洞口见有《龙门二十品》的拓本，爱不释手，急予购买，终因未带足钱没有买到他十分喜爱的龙门二十品拓本。又如1975年他在医院养病期间，就让秘书借来不少古代书法作品，分批挂在走廊里鉴赏。时常在这些书法作品前伫立良久，流连忘返。他观赏后，便嘱秘书将作品归还原主。决不马虎。又如1951年，他致信马叙伦和王冶秋，批示他们一定要将散失在香港的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远帖》购回，并对此作了周密的部署，使这两件被乾隆皇帝称为“千古墨妙，珠璧相联”的稀世珍宝完璧归赵。

    由此不难看出，周恩来不但酷爱书法，更可看出他那高雅的情趣与伟大的人格，以及对书法这一传统文化瑰宝的高度重视。

    在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时，瞻仰他的人品书品，欣赏研究他的书法艺术，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怀念的形式。以期与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一并发扬光大，感召和哺育一代一代中国人。

周恩来总理致达赖喇嘛手札（1956年7月12日）